相较于其他著作权侵权案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具有侵权证据获取难、固定难，侵权比对繁琐、复杂，缺少法律适用标准等诸多问题。笔者将就涉抄袭他人软件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侵权判断的基本原则、考量要件、法律适用、举证责任分配等进行分析和探讨。
在一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鉴定机构采用遍历比对的方法进行鉴定，在侵权软件的2792个文件中，发现有63个软件“实质相同”，成为该案判决侵权的重要依据。
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案件审理中，“接触+实质性相似+排除合理解释”是普遍适用的计算机软件侵权判断规则。“具体言之，如果被控侵权软件作品与原告主张权利的软件作品的具体内容构成实质性相似，且被告具有接触作品的可能性，同时依据在案证据的认定已经排除其他结论可以形成确信，则推断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知识产权的本质是传播而不是垄断，保护权利的目的是鼓励创新，让更多的智慧成果涌现。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同样如此，在处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时，既要充分保护权利软件的独创性表达，又要妥善界定有限表达，为新的软件作品的创作保留必要的空间，探寻权利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衡平。
据宋鱼水介绍，经过去年的管辖调整，由于合同类纠纷案件调整为基层法院受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件整体收案数量有所下降，但受理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数量却有所提升，较前一年同期上涨了23%，反映出计算机软件行业仍有很多突出问题值得关注。
为进一步总结和发挥典型案例积极作用，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知识产权家微信公众号头条继续推出了“2022年度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策划涵盖了近30家全国各地法院推荐的190个典型案例，以供读者更加详实地了解我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趋势及发展特点。本周推出了“对称式音箱”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一种溶液萃取的分相装置”实用新型专利权属纠纷案、涉重复索赔认定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涉实际发明人身份甄别发明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以及“米桶”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共五件涉及专利篇的典型案例。
计算机软件侵权纠纷案件中，“接触”是指原告有证据表明被告在此前具备了接触原告软件的机会或已实际接触了原告作品，如被告曾在原告处工作、代理销售软件产品或者原告软件公开发表且时间早于被告产品，而被告无法提供反证证明其根本无机会接触原告软件，则一般推定被告存在“接触”的可能。
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愈来愈多的计算机软件纠纷，由此也引发了业界针对涉软件争议的关注与探讨。本文主要从软件著作权的角度，通过对近几年来司法案例的研判，分析在此类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中侵权判断的一般审理思路，以期对该类案件的争议解决法律实务提供一点借鉴与启发。
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涉及域名的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计算机软件侵权是指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他人计算机软件或以其他方式盗版、复制、传播和销售软件的侵权行为。面对此类侵权行为，被侵权人有权采取相应的维权措施保护自己的权益。
三是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注重惩罚导向，从严惩治恶意侵权、重复侵权、以侵权为业等严重侵权行为，显著提高侵权成本。如涉HyperMesh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中，结合被诉侵权企业在所述领域内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诉前证据保全中确定至少有11台电脑含有涉案软件安装信息，认定其系明知侵权而大量安装、使用HyperMesh软件以及权利人的其他软件，属于侵权情节恶劣，据此依法适用两倍的惩罚性赔偿。
具体判断时可以考虑：最终用户购买软件支付的价款是否合理；是否从合法的软件销售商处购得；最终用户对软件的认知能力等。如苏州知识产权法庭在涉HyperMesh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中，考虑到被诉侵权企业高管人员系相关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对盗版软件的甄别能力相对较强，并据此对其苛以较高的注意义务。此外，也有专家认为，如被告虽未复制权利人软件，但知道他人为其复制软件，且该计算机软件的使用属于被告正常商业经营活动范围，则可以认定被告与该他人共同侵害了原告计算机软件的复制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获得被诉侵权信息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笔者认为，这同样适用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计算机软件产业中反向工程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以江苏高院法官宋健、顾韬等人的观点认为应当支持合理的反向工程。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认为，计算机软件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方式一般为源代码相似性比对。但是，源代码比对并非计算机软件实质性相似判断的唯一方式，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被诉侵权软件的源代码与公证取证的目标代码不同，缺少关键动态库，因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比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的动态库的MD5对比结果，除一个动态库文件因版本原因不一致，其他五个动态库的MD5值相同，上述动态库文件名中，还包含原告公司的英文简称字符。在被告未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最终判决认定被告构成侵权并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五：涉开源软件著作权侵权认定案——南京未来高新技术有限公司诉江苏云蜻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刘某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2.侵权判定规则尚不明确。就目前司法实践而言，“接触+实质性相似”仍是软件著作权侵权判定普遍适用的原则，即原、被告的计算机软件表达相同或实质相似，并且有证据证明被告具备接触原告软件代码的可能性，则可以认定被告存在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具体的侵权判定标准依然较为模糊，如关于实质性相似的判定标准问题，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无明确指引。
1.专利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如何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如何计算？法院的判赔额如何计算？侵权产品销售总量如何调查举证？合理利润如何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被诉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专利方法使用行为的实施地，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的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上述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省高院近日发布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十批参考性案例的通知》，大连中院民四庭副庭长王立媛撰写的《朱塞佩·加路奇诉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某皮件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入选。通过案例，王立媛法官论述了当侵权人拒绝提供程序代码，权利人无法进行比对鉴定，法官如何认定软件侵权？该案的裁判思路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强产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以高质量司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思路。
